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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文建武:罗田籍“未授衔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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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田114 发表于 2019-3-11 13: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罗田114 2019-3-11 13:07:00 46 0 显示全部楼层
罗田籍“未授衔的将军”——文建武传略(上)(罗田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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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武(1911--195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1929年春,他参加鄂豫皖商南暴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任师参谋主任、红30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长、冀南军区参谋长、旅政治委员、地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等职,曾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著名战役,领导并指挥了建国前夕河南的剿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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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罗田文史资料》)
(一) 文建武(原名文佩武)出生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罗田县滕家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自幼丧父,母亲难以维持生计,忍痛将两个姐姐嫁了出去,把两个哥哥送到地主家打长工,自己带着幼小的文建武,被迫改嫁到离罗田县不远的河南省商城县钟铺垸村(今属安徽省金寨县)名叫周维馨的地主家。周家有四个儿子,家大财丰,在当地颇有名气。继父见文建武天资聪颖,尊敬父母,与几个异母兄弟又能和睦相处,甚是欢喜,将他视为己出,供他读私塾。文建武勤奋好学,每天将所学课文倒背如流,没几年功夫,他便练出了一笔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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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史料介绍文建武为安徽人。)
文建武14岁那年,继父把他送到当地的“宝源柏”商号学做生意,以便将来有立业之本。他刻苦学习,钻研账目,很快掌握了管账的一套本领。16岁,他又到当地最大的商号“元丰协”帮助管理账目。由于他精明能干,账目清晰,不久,便独立前往蚌埠、芜湖、苏州、上海、武汉等地联系生意。 文建武从小喜欢乐器,长笛唢呐、锣鼓丝弦、吹打弹唱,无所不能,每当过节,凡玩龙灯、舞狮子等娱乐活动总少不少他。这也是当地群众喜爱他的原因之一,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参加革命后,他仍很喜欢文艺,遇有演唱会、晚会之类的活动,从不放过这个机会。 1928年,鄂豫皖地区的农民暴动烽火迭起,商城县也到处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在这期间,文建武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如漆海峰、周维炯、漆德伟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他逐步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认识到:农民们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1929年5月6日(立夏节),党在鄂豫皖边界的商城等地,领导农民举行了有名的“立夏节起义”(亦称商南起义)。暴动之夜,文建武的哥哥极力劝他到湖北去避避风声,不要在这儿惹是生非,并对他说:“共产党共产共妻,你是有钱人家子弟,你不走,他们会杀掉你的。”文建武听了坦然地说:“我了解共产党,他们绝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们是为穷人说话、撑腰的。你们有钱财,你们害怕,那就走吧。”他拒绝了家人的劝阻,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斗争。 5月9日,各路起义队伍会师斑竹园,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此后,红32师以商城为立足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在这次起义后,文建武加入了农民协会,并被大家推举为乡苏维埃政府的秘书。 1930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建工农红军,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保卫根据地。文建武毅然告别了亲人,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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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武将军。图片提供/文静)
(二) 1930年4月,鄂豫皖地区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文建武所在的第11军32师改编为第1军第2师。翌年11月,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第1军第2师又改编为第4军第11师。文建武被任命为第11师经理处秘书,负责筹划财粮事宜。 1931年冬天,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围剿”,文建武和战友们一道,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则”斗争。由于他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进步很快,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经河南、陕西进入四川,翌年春天,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木门召开会议,决定了扩编红军的方针,将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军,11师改编为30军,文建武任军参谋主任,负责主管后勤部门的工作。 当时,川陕根据地刚刚建立,红四方面军又处在四川军阀的围困和封锁中,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文建武和后勤部、经理处、医院等部门的同志们,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终于保证了各方面的供应。 红30军初到四川长池县时,军部和各部队相距几百里路,联系甚为困难。上级命令文建武迅速架设军部与各部队之间的电话线。这么多的电话线上哪去找呢?后勤部的一些同志愁眉苦脸,一筹莫展。向心细、善动脑筋的文建武突然想到,四川军阀田颂尧溃退时曾留下了不少电话线,他信心十足、兴奋地对同志们说:“只要我们把这些旧电话线收集起来,合理利用,不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吗?”他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测量距离,很快架通了这几百里路的电话线,保证了部队的通讯联络。 在川陕根据地,部队经常和川军作战,伤病员较多,文建武十分关心这些伤病员的安置情况,指示红30军后方医院,一定尽快想办法修建防空洞,保证伤员的安全。他专程到医院查看防空洞的修建情况并作出指示。在他的督促下,防空洞很快建好了,伤病员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后勤部门的工作十分琐碎,衣食住行及柴米油盐,事无巨细,文建武都要过问。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经常深入基层。到各部门检查工作,亲自核算账目,掌握部队的财政、供应情况。他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他们对工作马虎了事,敷衍塞责。部队到四川不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不少银元、烟土和其他物资。一些同志看到缴获这么多东西,认为紧日子总算挨过去了,所以不在乎地将银元、铜钱、烟土随便堆放在仓库,既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也不注意妥善保管。文建武到仓库检查账目和存物情况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立即找来经理处的科长,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接着他又指示经理处和仓库的同志利用这些财物解决了部队的棉衣问题。 文建武经常和战士们、伤病员谈心,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哪怕是极细小的事情,他也记在心上,想方设法给予解决。每遇部队转移时,他亲自抬担架,安抚伤病员,帮助解决运输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困难。 由于文建武工作积极,不久被提升为红30军参谋长,与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一起驰骋川陕,为红30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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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红色资料)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这时,文建武升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在人烟稀少,环境更艰苦的情况下,担负起为全军筹集粮食和物资的重担。行军途中,他像往常一样,跑前跑后,仔细检查各部门的人员、物资情况,遇到掉队的战士、伤病员,便帮助他们尽快赶上部队。过草地时,他一直走在后面,当他发现医院的政治部主任董洪国同志因患重病,不得已留在草地时,便设法将驮器材的牲口给他留下,使他免遭葬身草地的危险。 1936年7月,文建武随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来,又随军第三次过草地,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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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红色资料)
(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向华北大举进攻。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3万多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红四方面军编为129师,师长刘伯承。文建武被任命为129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9月16日,129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誓师出征,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193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29师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纵”),文建武调任东进纵队参谋长。不久,东纵转出太行山,开赴冀南。经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开辟了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文建武任冀南军区参谋长。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改变过去集中主要军事力量进攻的方针,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逐渐回师华北,向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进攻,妄图消灭华北抗日武装力量。 这年冬天,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连续“扫荡”,冀南地区的一些县城逐渐被敌占领。为了存实力,文建武奉命率领军区领导机关主动撤出南宫县城,转入农村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积极打击敌人。 一次,部队在枣强以北活动时,遇到敌人袭击,他们边打边撤,日军气势汹汹,穷追不舍。为了不暴露军区机关的目标,文建武命令机关人员先行撤退,自己带领一支部队在后面阻击敌人,掩护机关主力转移。枣北地区是沙漠地带,密集的子弹射在地面,扬起漫天尘沙,迷得人睁不开眼睛,日军一看这般情景,便撤退到沙漠边缘,远远地向沙漠打炮,并封锁了主要道路隘口。同志们被围在沙漠里一天一夜了,没有粮吃,没有水喝。 深夜,万籁俱寂,同志们都休息了,文建武还在思索着突围的方案。为了不暴露目标,他用手在沙漠里挖了一个坑,然后躲进去遮住手电筒的光亮,察看地图,寻找着突围的方向,与敌人斗智。拂晓,日军还在向沙漠打炮。文建武利用五匹牲口向敌人打炮的方向跑去,风沙遮天,敌人还误认我们仍在沙漠,文建武乘机率领军区机关安全转移出沙漠。 1939年1月,日寇集中4万兵力,对冀南进行大规模“扫荡”,文建武和军区其他领导一起,依靠广大群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5月的陆房战斗中,毙伤日寇1300百余人。 1940年5月,冀南军区和东进纵队合并,所有的主力部队整编为4个野战旅,原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文建武任新七旅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不久,文建武即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和兄弟部队对平汉路的元氏、安阳和石德、邯济铁路进行了袭击。年底在以正太战役、榆辽战役为中心的大袭击战中,文建武所部和军区其他部队,共毙伤日伪军5千余人。 1941年秋,文建武调任新四旅政委兼第四军分区政委。这时,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从1942年1月起,日军对冀南地区连续进行“合围”、“扫荡”、“袭击”,使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在新四旅和四分区,文建武经历了日军对冀南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铁壁合围”,即“四·二九”大合围。 这天清晨,日军出动3万余人,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指挥下,发起突然袭击。当时,四分区和新四旅机关、部队,驻在邱县东北的东目寨、下堡寺一带,正处在敌人的合围圈内。当敌人从临渭、威县、平乡、曲周、馆陶等县同时出动,拉开大网,向四分区合围过来时,文建武和分区、旅部的其他领导沉着应战,机智果敢,分别率领部队,向各个方向突围出去。冀南是一片平原,没有任何遮挡物,他们只有靠死打硬拼,浴血奋战,才能摆脱险境。文建武率领的十团在下堡寺以北杏园一带与敌遭遇,他们奋力拼杀,打开一条血路,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与此同时,其它各路部队经过激战,也杀出重围,粉碎了敌人的“合围”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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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文静) 9月12日,日军再次对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这时,文建武已调到六分区,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经过前几次反“扫荡”他已积累了指挥部队突围作战的经验。当他得到日军发动“扫荡”的情报后,立即组织地委、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及时跳出合围圈,使敌人精心策划的这次合围完全扑了空。后来,他率领部队在外线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共歼敌10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3支,创造了冀南反合围作战中最成功的一次战例。 1942年是冀南抗日斗争中最尖锐、最残酷的一年,文建武和冀南人民一道,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终于度过了这个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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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文静)

(四) 1944年4月到11月,侵华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和华南广大新沦陷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巩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遣部队向河南、华南发展,开辟河南、华南抗日战场。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南下中原,加强中原的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文建武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命令他带领干部大队900多人,到新四军五师工作。 1944年10月31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王震、文建武同志列席,会议决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由王震、王首道、文建武、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张成台、刘型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统率南征的三五九旅和干部大队,11月10日,文建武率干部大队随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南越陇海路,经豫西、渡淮河,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新四军五师师部所在地大悟山。其时,五师经过数年抗战,已开创了辽阔的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并建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文建武受命担任新四军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参谋长,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参与部署和指挥了挺进鄂南、湘北,恢复四望山根据地,向日军发动战略反攻的几个重大战役。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夺取中原,调集20多个师、9个游击纵队向中原进犯,妄图挑起内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于10月下旬发起桐柏战役,解放桐柏县城,在此与八路军三五九旅、河南军区主力会师,正式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并将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原五师和三五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文建武任纵队司令员。原河南军区部队为第一纵队,王树声任司令员。 130034h74qaodajz2oo22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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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纪念馆资料。图片提供/文静)
11月至12月中旬,中原军区主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发起桐柏战役,但因作战失利,被迫撤出桐柏根据地,转移到平汉路东豫鄂交界地区。停战令公布后,中原军区一边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一边坚持自卫反击,牵制国民党力量,配合华北作战。当时,文建武率领的第二纵队驻在光山、礼山一带,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包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一连几个月过着“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合水煮”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文建武鼓励战士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种菜,上山砍柴,挖野菜,同时加紧练兵,随时做好突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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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武之子文肖武、长女李新华等人 参观中原突围纪念馆时题字留念。
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26日,国民党炮轰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方案分三路突围。文建武率领的第二纵队和中原局、中原军区为北路。这天,他们撤出宣化店后,疾速向西突围,于6月29日抵达平汉路东侧20华里的长冲,找到了先期靠近平汉路的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听取了汇报。文建武又亲临前线,摸清了信阳至广水段的敌守军只有二三百人,并无增兵趋势等情况,即同周志坚、三十七团团长夏世厚仔细研究突围作战计划,决定从柳林车站与何家店之间突破。经过三十七团的勇猛攻击,激战一小时,全歼守敌,终于打开一个决口,使二纵及中原局机关得以顺利突围。越过平汉线后,穿过枣阳平原,飞渡唐河、白河,昼夜兼程,7月13日来到洪水暴涨的丹江。这时,敌人的几个师已从后面紧紧赶来,天空有敌机狂滥轰,情况万分紧急。文建武带领司令部的干部亲自沿江测水量,摸渡口,组织纵队渡江,长龙般的队伍渡了一天夜,直到最后,文建武才舒了一口气,在警卫员的催促下上了渡船。 部队渡过丹江,顶着灼热的太阳,冒着倾盆大雨,向豫、鄂、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挺进。荆紫关号称天险,向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当部队来到荆紫关脚下时,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已抢先占领了山隘要口,挡住了去路。文建武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在敌人防守的阵地上打开了一段数里长的缺口,率领部队冲过关口,直趋陕南,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突围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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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剿匪部分资料/本馆藏)
(五) 1946年8月3日,文建武被任命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奉命率领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原新四军五师主力,在陕南、豫西、鄂西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坚持外线作战,配合陕北斗争。 在豫陕边界创建根据地,有不少有利条件,如秦岭山高壑深,森林密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曾是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区域,群众基础好;特别是陕南游击队的力量发展很快等等。但是由于此地处在偏僻山区,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人民生活十分艰苦,所以大部队活动困难,财政给养难以保证,部队经常忍饥挨饿,翻山越岭,与敌作战。冬天的秦岭,漫天冰雪,地冻天寒,无粮充饥,生活极为艰苦。 这时,文建武的癌症已开始萌发,腹部常常隐隐作痛,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折磨得彻夜难眠。突围以来,他一直咬紧牙关,悄悄地忍受着痛苦,指挥部队突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包围。到陕南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转移到延安,许多中、下层干部也要求离开陕南,到华北去,可文建武却在临危中受命,带病挑起了创建根据地的艰巨重担。他认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在任何艰难险峻的情况下绝不能离开部队。在豫鄂陕边区正式成立的大会上,他充满信心地号召所有突围到陕南的指战员,要克服北归思想,建立根据地,坚持外线斗争,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影响着周围的同志们,使他们深受感动,最终克服了不安定的情绪。 1946年9月,国民党调集10个师、17个保安团,约5万兵力,对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清剿”,文建武和区党委、军区的其他领导,指挥部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毙伤俘敌1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这次反“清则”斗争中,全区建立了5个分区,14个县政权,210个乡政权,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年冬天,国民党调集10个师、17个保安团再次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敌人自西向东压来,根据地的边缘区被占领,为了分散敌军兵力,保存实力,军区集中各分区的主力部队,组成野战纵队,撤离陕南,向豫西伏牛山挺进。1947年1月16日,部队首战桑坪,击溃两个保安团;再战,攻克栾川县城和庙子镇,尔后进抵鲁山一带。这时,国民党主力已从陕南紧紧追来,妄图在豫西形成新的包围,将解放军消灭在伏牛山区。中共中央命令文建武,迅速率部向北移动,摆脱敌人,转移到山西。2月20日,部队在新安渡过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一个月后,余部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亦渡过黄河,与主力会师。 经过近两年艰苦的外线作战,文建武的身体已很虚弱,回到太岳解放区后,在领导的再三劝说下,不得不离开部队,到长治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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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文静)
(六)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文建武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因正在养病,未随军南下。1948年5月,他被任命为豫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病未痊愈,便匆匆赴豫西上任。 豫西解放区位于河南西部,以伏牛山为中心,北界黄河,东至平汉,全区有30余县,1200万人口,是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所在地。这时的豫西,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国民党仍把守着郑州、南阳、灵宝等少数城市,负隅顽抗。在农村,土匪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豫西匪首李腾蛟、谢润玉等股,长期盘踞在抱犊寨内,经常下山烧杀抢掠,危害百姓,骚扰我民主政权,成为解放区的一大隐患。 豫西军区决定,由文建武率领一个炮兵排、四个步兵连,赴卢氏县指挥破寨,消除匪患。8月,文建武率部从军区驻地鲁山出发,来到位于卢氏县城以东80里的抱犊山脚下。 抱犊寨坐落在2500米高,方圆四十里的抱犊山顶,远望如盆状,四周皆悬崖绝壁,从山下至寨内只有一条通路,故此寨易守难攻,向有天险之称。元、明两代,当地人为躲避战乱,藉天然地形修筑此寨。民国以来,战乱不断,该寨遂成为土匪长期盘踞的巢穴,卢氏、灵宝、陕川、栾川一带的土匪都盘踞在此,寨内有眷属100多人,武装4个连,约500多人。 文建武到卢氏,便召开地委、分区会议,了解匪情。为了搞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情况,他亲临阵地,指挥部队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强攻,结果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兵另寻良策。 八月的山区,阴雨连绵,一连几日,文建武食不甘味,寝不能安,他冒雨来到矗立在雨雾中的抱犊山下,望着连山羊都难以攀登的悬崖峭壁,苦苦地思索着破寨的方案。如果继续组织强攻,势必造成更大的牺牲,而且破寨的把握不大;如果把该寨包围起来,断绝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待其弹尽粮绝,必然会不攻自破。他当机立断,决定对寨内敌人实行“长期围困,相机攻击”的芳针,首先指挥部队拔除了陕县张村镇、灵宝寺河街、卢氏杜关镇等敌人据点,扫清了抱犊寨外围之敌,使之陷于孤立之境,然后将其层层围困,待机歼灭。 不到一个月,寨内敌人由于断粮、断水,终于撑不住了,尽管胡宗南曾派飞机向寨内空投物资,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这些物资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土匪们见大势已去,纷纷弃寨而逃。文建武见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发起总攻,经两天激战,终于攻克了抱犊寨,俘获了大部分土匪,为卢氏、栾川一带人民扫清了匪患。为此,文建武也兴奋不已,在破寨的当天晚上,他欣然提笔,写下了《雨露吻抱犊》、《攻克抱犊寨》等诗篇,抒发了一个月来他指挥破寨的激动心情。他在诗中写道: 天然奇石矗霄云,绝壁高峰赛铁城。 近看犹似空中堡,远瞻恍若观象亭。 匪酋盘踞三年整,全凭山险侥残生。 群情激起围攻战,攻克之功已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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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收藏《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关于文建武的“人物条目”底稿】
(七) 1948年9月,文建武从卢氏山区剿匪归来,立即投入紧张的支援淮海战役的战斗。9月18日,成立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文建武任司令员。 在淮海决战的前夜,文建武主持召开了豫西区支前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全力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他号召各分区、各县委动员一切力量,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支前任务。豫西解放区距淮海战场较远,且多是山路,运输极不方便。文建武和支前司令部的其他负责同志,如李一清、李懋之、巩丕基等,日夜筹划研究,设立了以鲁山为中心,至洛阳、许昌、西平、内乡、泌阳等地的兵站干线和运输干线,保证粮食等物资有计划地集中在郑州、洛阳、许昌等铁路线上,按期运往淮海战场。在他们的领导下,豫西人民共支援粮食3370万斤,柴草1100万斤,军鞋250万双,担架1.7万副,民工15万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文建武还担负着保护黄河铁桥,确保铁路交通安全的艰巨任务。淮海战役打响前,10月22日,中原解放军解放郑州,占领郑州以北黄河铁桥。23日,中央军委即指示中原局和华东局,派兵保护黄河铁桥,保护路轨车站及诸项设备勿使游匪及特务分子破坏,保证运输的通畅。郑州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枢纽,当时,华北、中原支援淮海战役的武器、弹药、军粮、药品等重要物资,都经过郑州运到前线,所以,保卫黄河铁桥的安全,维持郑州的社会治安,是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文建武受领任务后,即率兵进驻郑州,维持社会秩序,并派部队接管黄河铁桥,日夜守卫,保证每一列军车安全通过,并顺利抵达淮海前线。 年底,文建武率部参加淮海战役,不久,传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喜讯,他激动不已,挥舞着帽子,和战士们一起欢呼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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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红色文物)
(八) 淮海战役后,河南全境大部解放,但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活动仍很猖獗。他们隐匿山林,占据要隘,骚扰地方,危害百姓,与解放军为敌,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当时,全省成股的土匪达10余万人,主要集中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南大别山一带,尤以伏牛山为多。 1949年3月,黄河以南的解放区合并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文建武任副司令员。5月,中共华中局指示河南省委、河南军区,立即派部队进山剿匪,肃清匪患,稳定河南形势与社会秩序。 6月16日至26日,文建武出席了河南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河南的匪情,确定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彻底肃清土匪,同时决定,将陕州和洛阳两个分区作为全省的剿匪重点区,由文建武负责指挥这一地区的剿匪斗争。7月2日,成立了“陕洛剿匪指挥部”和“陕洛工委”,文建武任指挥部司令员和工委书记。 这年盛夏的一天,文建武率领剿匪大军来到伏牛山区,与此同时,华中局派往河南协助剿匪的125、115师也开赴陕洛地区。这是文建武三进伏牛山区。 豫西的老百姓听说文司令员又率领部队进山剿匪来了,纷纷箪食壶浆,在村口相迎,盼望文司令员早日消灭匪患,为河南人民除害。望着层峦叠嶂的八百里伏牛山,看着眼前对他寄予深情厚望的豫西人民,文建武心潮起伏,激动万分,更坚定了他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 剿匪指挥部设在伏牛山麓的一个镇上,在简陋的窑洞里,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靠墙壁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行军床,这就是文建武的指挥部兼卧室。就是在这个小窑洞里,文建武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夜以继日,部署和指挥了长达两个月的声势浩大的剿匪战役。 当时,溃逃至豫西的土匪大部集中在豫陕交界的秦岭和朱阳山一带,由于解放军集中大部队进山剿匪,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所以,他们改变了以往的活动方式,由公开趋向隐蔽,由集中趋向分散。根据这一情况,文建武和指挥部的同志确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首先集中主力部队,向盘踞在卢氏灵宝、阌乡一带的势力最强大的匪首李子奎等部发起猛攻,歼敌1600余人,接着又在秦岭与敌人主力交战,歼其大半。这两次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元气大伤,溃逃、投降者不计其数。文建武见此状况,命令各路剿匪部队,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性的清剿立功运动;号召土匪放下武器,缴枪登记。一次,他在《剿匪导报》上看到一篇“洛宁某村张保太父子捉匪”的报道,高兴地对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要立即写成短论,表彰张保太父子的模范事迹,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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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武指示将群众剿匪运动写成短评)
在剿匪过程中,文建武常常告诫同志们,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人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亲自审阅各项作战命令,认真审查每一份报纸、稿件、捷报、传单,发现有与政策不符之处,立即加以改正,并耐心说服干部,使他们认识到正确掌握政策的重要性。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70余股土匪,计1.9万余人,缴获枪支2.4万余支,俘获匪首48人,破获国民党的13个特工小组。 在豫西剿匪时,文建武的癌症已发展到晚期,而他本人和同志们并不知道。剧烈的疼痛常常无情地折磨着这位年仅38岁的指挥员,有时疼得满额大汗,在床上直打滚,不得不让警卫员们轮流用拳头顶着他的腹部,希望以此止痛。就这样,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日夜坚守在剿匪前线,直到完成陕洛重点区的剿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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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在湖南长沙宣告成立,文建武调任第20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年底,他从陕州剿匪归来,即赴武汉中南军区报到。就在他准备就绪,即将赴湘上任时,癌症又一次发作,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住院治疗几个月后,他的病情仍未见好转,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被转到首都北京治病。 1946年以来,文建武曾几次临危受命,带病奔赴前线,并以他的智慧和胆略,一次又一次地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凯旋归来。到北京后,他继续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早日康复,重返部队,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再建功勋。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他再也没有康复的希望和可能了,因为医生发现,他的癌症已蔓延到整个腹腔,无法再施行手术。 文建武参加革命21年,南征北战,屡建功勋。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和蔼可亲,对自己要求严格。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德才兼备的优秀指挥员之一。1946年,国共两党在武汉谈判时,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曾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打听道:“你们五师不是有个叫文建武的人?”“有!这个人和他的名字一样能文能武。”李司令员既风趣又自豪地向程潜夸赞着文建武。 其实,李先念的评价并不过分,文建武虽未受过高等教育,却博闻多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能诗善作,擅长摄影、下棋,喜欢音乐、记日记,可惜他的一部分作品和日记在中原突围时都烧掉了。他还酷爱读书,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常利用战斗间隙,研究《三国志》、《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斗争艺术,以提高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北京治病期间,他坚持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阅读有关经济管理、财政、外交、铁路交通方面的书籍。因为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批的军事干部将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如果不努力学习,不增加新知识,不注意提高自己,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和需要。 1950年10月,文建武在病榻上度过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时,他的病情已开始恶化,面庞一天天消瘦,饭量明显下降,浑身软弱无力,一向敏感的文建武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在举国欢庆之际,文建武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朝气蓬勃、兴旺发达,感到万分欣慰和激动;可想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继续奋斗,贡献力量,又感到无限惋惜和遗憾。他在写给两个女儿的信里谈到了自己的死,表达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心情。他写道:“亲爱的孩子,我是病得九死一生了。……本来,我不怕牺牲,但又不愿这样死,因为革命事业尚没有完成,还得继续奋斗。”他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限希望和热爱寄托在他的孩子们身上,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尊敬师长,听你们妈妈的话。努力长进,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后代,将来为新社会献出你们的一切所能,将来的主人是属于你们的,美丽的幸福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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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收藏报道文建武将军病逝报纸】
1951年1月15日,文建武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逝世使党和军队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大别山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儿子。中央军委于17日在北京召开了追悼大会,悼词中说:“在党和人民更需要他的时候,不幸病逝,我们十分痛惜。”文建武同志离开我们几十年了,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把他的家乡建设得更加文明、富裕,使文建武同志含笑于九泉。
红色历史整理讲传者 (王一淳:北京市十一学校 学生) (梁帆:北京市第八中学国际部 学生) 了解更多红色故事,请点击往期链接: …… 西路军后代:寻根鄂豫皖 情系大别山~湖北篇①②③ 西路军后代:寻根鄂豫皖 情系大别山~河南篇①②③ 西路军后代:寻根鄂豫皖 情系大别山~安徽篇①②③ 徐向前徐海东吴焕先高敬亭张体学何耀榜战斗在罗田 徐向前元帅:丰碑立荆楚 风范昭后人 徐向前戎马生涯中的四座红色大山 《大山的呼唤》序言(徐小岩) 红军精神研讨暨红色文化作品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 从大别山到祁连山,再现西路军女战士《大山的呼唤》 探访鄂东最大“红色医院”,解密刘邓大军卫勤保障 “太阳寨”地名的诞生,源于送刘邓大军一句歌词 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 这个重要会议在罗田召开 建军节,向这些曾经战斗在罗田的将帅致敬 作家编辑向大别山“列宁红军小学”赠书(1) 作家编辑向大别山“列宁红军小学”赠书(2) 我军12次攻打罗田县城,数次路过“太阳寨” “太阳庵”:见证“天光”历史,钩沉红色人文 “罗田土匪听清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散落太阳寨下的星星月亮——失散红军 寻访罗田:将门虎子的“一带一路” 红军时期的罗田太阳寨“列宁小学” 太阳寨|大别山列宁小学的将帅情缘 太阳寨垴下,儿时亲见驻“红军” 太阳寨下兵道口,红军战士逞英豪 “妇女会”,90年前罗田“妇联”啥样 一篇文章了解“鄂豫皖苏区”历史 西路军后代举行2019年新年团拜会 新四军研究会新春联欢会在京举行 李梯云:或是商南起义真正总负责 说说“立夏节起义”(商南起义) 刘延淮:不可思议的“红军杨” 刘延淮奶奶赠送我们“红军杨” 林月琴:十一小学的创建经过 罗北捷:我的红军妈妈林月琴 胡有贵:冀鲁豫军区气象工作先驱 胡正先:长征路上“听风者” 文建武:未授衔的“将军” 北京市十一学校简介(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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